犹太人为什么那么聪明？

每年诺贝尔奖颁发之际，有一个问题常会激发世人的好奇：犹太人为什么那么聪明？

犹太人是一个小民族，至今不过1500万，占全球总人口的0.2%，然而他们在各领域的突出成就与其人口规模完全不成正比。

诺贝尔奖得主通常都是全世界各领域最杰出的人才，而据《犹太人与诺贝尔奖》和诺贝尔奖网站的数字，截至2017年，犹太人在902位诺贝尔奖得主中占据203席，比例高达22.5%，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百倍。

这其中，在经济学奖得主中高达36.71%，物理学奖26.21%，医学与生理学奖25.23%，化学奖19.77%，文学奖13.27%，和平奖8.65%。

的确，犹太人聪明的说法由来已久，16世纪英国就有这样的说法：“只要声称所学来自犹太人，笨伯便会相信一切全是真。”西欧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现在约有1100万）据说是所有已知人类群体中智商最高的，平均值为112-115，比欧洲人的标准值100要高多了。

这样的传说在中国人中也一直很盛行，云也退在游历以色列之后写的游记《自由与爱之地》中就说：“各种信息来源都在告诉我们，对犹太人的智力要无条件地抱有敬意。”

这几乎是把纳粹对犹太人是“劣等种族”的指控颠倒了过来，但问题是，他们那么高的智力是怎么来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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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好”还是“基因好”？

第一种观点强调犹太人的“传统”和“文化”，认为自从《圣经》时代以来，犹太人就注重对《塔木德》等典籍的释读、传承，在对这些经典的守护中，他们发展出一种对知识的尊重，强调读写能力，也因此格外重视教育，最终使他们代代都能出人才。

这样的观点乍看确实不无道理，犹太人重视教育也是事实。意大利犹太裔作家普里莫·莱维（1919-1987）的祖母对犹太教的传统礼仪已不太了解，但“仍然像犹太人一样重视教育”——19世纪末的意大利大部分人口都属于文盲，但多数意大利犹太人却能识文断字。

问题是，重视教育的民族远不只有犹太人，像中国人也自古尊重知识、惜字爱才，但这通常只是出现一小群知识精英而非全民族现象，“传统”作为一种解释实在过于笼统。

此外，如果说犹太人的传统历来如此，那按理来说他们应该一直都很优秀才是，但事实是，古希腊罗马时代的著作几乎不曾提及犹太人有多聪明，在当时的典籍中找不到任何一段称赞犹太人的智慧，却公认古希腊人异常聪明。犹太人在智性上的突出表现是相当晚近的事，只是到了最近200年才在各领域涌现出大批人才。

第二种观点注意到了犹太人的智性成就是到近代才出现的，强调他们已经在长期特殊经历下进化出了特殊的“犹太天才”基因。

虽然近百年来，社会科学的共识是人类的演化在5万年前就停止了，世界各地人类的头脑都差不多，但也有不少学者相信，在不同环境下的生存策略仍在促使人类继续演化，复杂的语言和不断提升的创新能力可以让人在自然选择压力下胜出，而像犹太人这样的商人民族就因为文化复杂度较高而出现了基因突变。

理论生物学家威廉·汉弥尔顿就曾暗示：“在我看来，文明一直促进着某些内在的智性。比如，商业运作，就是世界文明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需要参与其中的人拥有复杂的认知能力，就像在军事冒险中那样。所不同的是，商业运作更加谨慎，而不是铤而走险。很有可能文明选择了能够成就商业运作的那种智性。”

在《一万年的爆发：文明如何加速人类进化》一书中，遗传历史学者亨利·哈本丁等人系统阐释了这个观点。

他认为绝大多数犹太人在“大流散”之后，逐渐被迫放弃农业，在公元800-1700年间转向从事贸易，随后又越来越专注于金融和放贷，“这些职业（交易和金融业）有很高的智商需求，我们可以肯定没有其他人类群体有这么高数量比例的人口在长时段内从事需要很高认知能力的职业”。

Leopold de Rothchild，1917

 罗斯柴尔德家族是近代著名犹太裔金融巨头

实际上，当时全世界只有犹太人有那么高比例的人口从事白领职业，而智商低于100的人基本上没办法从事这类工作，其结果是不够聪明的犹太人会逐步被淘汰——假设智商有30%的遗传性，在经历40代、大约1000年后，他们的智商值将高12个点。

这一观点有不少人相信。因1953年与人共同发现DNA结构而获诺贝尔奖的美国分子生物学家詹姆斯·沃森就曾说，犹太人和印度婆罗门都非常成功，因为在过去的几千年里这两个人群都从事着学者的工作，所以通过自然选择给后代留下了遗传学优势。他有一次还对犹太裔的人类遗传学家大卫·赖克说：“你们什么时候能够搞清楚为什么你们犹太人比其他人聪明这么多呢？”

但大卫·赖克本人对此很不以为然，因为沃森常以挑战正统观念为乐，这些只是他随意散布的直觉想法；赖克还嘲讽提出这一假说的哈本丁是“出了名的喜欢对人群之间的行为差异提出各种毫无证据的假想性解释”，比如他断言非洲黑人懒惰成性，因为“没有经历一些欧亚人群所经历过的对勤劳的自然选择”。

在《人类起源的故事》一书中，赖克强调对智力的遗传率不应高估，迄今为止的研究结果也没有发现与教育相关的遗传突变在不同人群中的频率存在系统性差异，换言之，不同族群中聪明人的比例是差不多的。

犹太人大流散

在欧美，这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进化论的创始人之一拉马克就相信，人的特征是习得的，而这文化成果可以世代传承，这暗中支持了一种贵族式的政治观，因为如果是这样，那么权贵的后代就会高人一等。

现代优生学的创始人高尔顿率先使用进化论原理和家谱材料解释历史上的天才现象，相信“通过连续几代人审慎的婚配，产生一批天赋很高的人才，这是相当可行的”。

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同为优生学早期提倡者的美国生物学家亨利·戈达德，1917年却宣称犹太人智商值低下——著名进化生物学家斯蒂芬·杰·古尔德以此作为智商测试不可靠的证据。在西方，这一生物决定论的论调常常令人不愉快地联想到种族主义。

更棘手的一点是，“犹太人”其实是一个种族成分来源极其复杂多元的族群，仅在体质上就有白人、黑人和黄种人的差别，在整体上并没有单一遗传特征，邻近人群的基因流入使得犹太人群不可能演化出显著的共同遗传特征。

在以色列，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的智商测试成绩平均比东方犹太人高14点，因而即便是主张犹太人有特殊高智商基因的，也仅针对前者，因为后者看起来并无特异之处。实际上，犹太人内部也有“鄙视链”，近代西欧的犹太人就常常认为东欧犹太人都是无知而粗鲁的。

那么问题又回来了，到底该如何解释近现代欧美犹太人在智性上的突出成就呢？

犹太人的成功是城市资产阶级的成功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人们常常被犹太人“仅占世界人口0.2%却拿走22%诺贝尔奖”这一比例所迷惑，但如果我们回到欧洲近代史上仔细看看，就会发现，犹太人本来就在当时的许多城镇中占有极为可观的比重。

纳粹上台后被冲击的一家犹太人商店

1933年纳粹上台时，德国有50.3万犹太人，仅占总人口0.76%，但70.7%的犹太人都住在人口多于10万的较大城市中，仅柏林就占了三分之一。

由于自中世纪以来的职业限制（禁止拥有土地等），犹太人在欧洲大多集中在商业、金融和文化领域，1933年有24.5%的德国人从事农林业，但仅有1.4%的犹太人干这行；全德国15.6%的人口从事商业，犹太人中却占到48.9%。

其结果，犹太人在律师、公证人、经纪人、商业代理人、医生、编辑和作家等需要较高教育水平的职业中占据了不成比例的高份额，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中产阶级。

194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说“犹太人只占德国人口的一小部分，但德国超过50%的律师、医生、学校教师、大学教授等都是犹太人”——比例其实没那么高，但大大高于其在人口中不到1%的比例却是事实。

之所以有这样的印象，可能是因为犹太人高度聚集在大城市，如当时德国大城市中，犹太医生所占比例可高达50%，但在全德国就只占13%，这意味着在大城市之外就很少看到犹太医生。

在19世纪末的布达佩斯，犹太人占了全市人口的四分之一；到1910年，他们占了全市银行和金融服务业内个体经营者的85%，整个匈牙利大约45%的律师和49%的医生是犹太人。

19世纪的布达佩斯。图/维基百科

在1890年的维也纳，80万总人口中有多达10万是犹太人，1938年更高达18-20万，当时超过90%的奥地利犹太人都生活在维也纳。在一战前夕，维也纳大学40%的医学院学生、1/4的法学院学生，以及相当一部分的新闻记者都是犹太人。

在东欧，由于犹太人更多（19世纪末欧洲900万犹太人，其中520万住在俄国，城镇人口更少），因而犹太人在城市中的占比更突出。让罗马尼亚民族主义者难堪的是，1850年代该国大多数城市中，犹太人数量占优。直到1897年，98%的白俄罗斯人都生活在小村镇里，而其最大城市明斯克51%的人口都是犹太人。

二战爆发时，犹太人占波兰总人口的10%，但在华沙、罗兹等大城市中却占30%上下。当时犹太人在乌克兰全国人口占比仅5%，但首都基辅四分之一都是犹太人，另一大城市敖德萨在20世纪初有30万犹太人，其中知识分子（教师、艺术家、作家、有教养的市民）的比例惊人，但在二战后幸存下来的只有1万人。

十九世纪德国的工业城市。图/维基百科

当欧洲各国（尤其是西欧和中欧）迈向现代化的时候，在经济和文化上率先得到发展的无疑是这些城市中心，而聚居在这里的犹太人就比其它任何族群都更好地抓住了经济扩张所带来的全新机遇，并参与到一个国际性的贸易、金融网络中去了。

19世纪正是欧洲各国资产阶级影响不断增长的重要时期，1815-1914年间，官吏、律师、金融家、教师、医生等专业人员在挪威人口中的占比从6%增至22%。

与此同时，当时尚未瓦解的封建制度还将各国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而犹太人则极好地适应了当时出现的新机会，比任何群体都更惊人地证明了“唯才是举”可能带来的活力。

这样，自19世纪中叶犹太人获得解放以来，他们虽然当时政治地位并不安稳，经济上却大获其利，跻身新兴的资产阶级和知识精英。

在一战前夕，犹太人在欧洲各国中仅占总人口的1%-5%，但德国首都柏林1/3的税收来自犹太人，在经济中心法兰克福，犹太人缴纳的税收是新教徒的4倍、天主教徒的8倍。

作为成功的资产阶级，他们又和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最现代、最前沿的发展有着最为紧密的关联。这一方面让他们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但另一方面，也因为这种成功而成为许多心怀不满的煽动家们现成的攻击目标。

这应当归功于犹太人的天赋、狡诈、努力还是团结？当时就已众说纷纭。但这背后也许并没有什么神秘可言，毕竟在近代早期的任何一个国家，城镇居民、专业技术人员和中产阶级的识字率都远远高于农民和城市下层阶级。

当时各国大学招收的学生人数不多，而实业家、商人和金融家才更有钱有意愿供养自己的孩子去读大学——这群人里恰好犹太人就占了很大比例。可以说，犹太人是率先领会到了这个道理：通过对教育的投入，为下一代积累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

1900年的柏林。图/维基百科

在此，犹太人聚居在大城市中心、集中在中产阶层的特点又促成了他们的成功。因为在任何一个领域的成功并不仅仅取决于智商，信息网络的规模、多样性和效率是决定革新速度的重大因素，犹太人无论在地理上还是阶层上又都位于信息交流网络的中枢。

《发现的时代：21世纪风险指南》一书将欧洲文艺复兴时群星闪耀的现象称之为“集体天才”（collective genius），也就是说，让拥有独特能力的人相互关联，各自对同一问题贡献和激发出一些原创性观点，就能对个人和整个研究的突破起到更大的推动作用。

由于“个体天才数量可能在各地的人口总占据着恒常的比重，但集体天才则因社会的学习和关联水平不同而差异巨大”，这样，其他群体或许也不乏高智商者，但单凭这一点却不足以确保他们做出成绩，而犹太人中却能催生出成群的天才。

《发现的时代: 21世纪风险指南》

[南非]伊恩·戈尔丁/ [加]克里斯·柯塔纳  著

  李果  译  

中信大方 | 中信出版集团
2017-5

其实，我们中国人应该特别能理解这一点，因为海外华人的成功也是同理。泰国首都曼谷原本就是一座华人城镇，在近现代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当地华人数量都多过泰人——即便到今天，曼谷中产阶级仍主要由华人构成，因为华人父母通过教育实现了阶层的代际传递。

虽然流行的解释认为这是“华人聪明”，但那就很难解释为何留在国内的中国人在近现代并无那么突出的表现——就像东方犹太人的表现也平平，因为他们并不像欧洲犹太人那样在现代化过程中集中于城市中上层。

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一历史也可以启发我们：这与其说是一个族群（犹太人）的特质，不如说是一个社会阶层（欧洲近代城市资产阶级）的现象，只要敏锐地抓住机会，在一个信息网络中多与人交流、彼此激发，那么犹太人的成功并非无法复制。